对话贝聿铭　　 　　记者：我们发现您的大部分非常杰出的代表作都是和文化艺术有关系的，为什么呢？ 　　贝聿铭：因为我自己的嗜好。我觉得历史和文化是很重要的，而且也很有意思。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历史。卢浮宫的设计工作结束以后，我对法国的历史文化就觉得比较懂一点。 　　记者：在您的设计生涯中期就明显地倾向大型公共建筑如博物馆和美术馆，其中有什么特别原因吗？ 　　贝聿铭：在我的几十件作品当中，博物馆的项目占到很大的比重。我希望博物馆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，也是担负起自己的一份文化责任感。我尤其喜欢年轻人来看我的博物馆，人越多我越是开心，所以我常常到以前做过的博物馆溜达，看看观众里面年轻人多不多，因为将来是他们的世界。我一直尽力保持活力。在纽约，人们常常看到我像青年人一样敏捷地冲过第57街，赶着回家。 　　记者：您的文化方面的作品，在刚诞生的时候都引起过很多非议，但是您一直表现得非常自信，我们想知道这种自信是怎么样培养出来的？ 　　贝聿铭：自信心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有了自信以后，好多人攻击，你可以回答，有时候回答不了，只有等我做完再说啦。 　　记者：在半个多世纪的设计生涯当中，您认为最难的设计是哪一个？ 　　贝聿铭：卢浮宫。因为卢浮宫是法国人的宝贝。尤其我是中美建筑师。 　　记者：当您的方案遭到法国国人的强烈反对时，您是不是倍感压力，是如何应对的？ 　　贝聿铭：当时的确有压力，我面对的是优越感极为强烈的法国人，而且卢浮宫举世闻名。不过做事情最重要的是维持十足的信心，必须相信自己，把各种非议和怀疑抛诸脑后。旁人接受我与否不是最重要的，我得首先接受自己。总而言之，建筑设计师必须有自己的风格和主见，随波逐流就肯定被历史淹没了。这么多年，我敢说，我和我的建筑都像竹子，再大的风雨，也只是弯弯腰而已。 　　记者：如果说再过100年，您希望后人对您的作品的评价是什么？ 　　贝聿铭：说不好。我总觉得现在变化很厉害，全世界都在变化。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做工作，是unsettled　time的感觉。变化有变化的好处，越是变化越是要坚持自己的路，这点我觉得跟将来的评价可能会有关系吧。 　　记者：您在2003年接受了苏州博物馆新馆的设计邀请，这是不是您所谓的封刀之作？ 　　贝聿铭：是最后的制作。 　　记者：但是这个设计的建筑风格也遭到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意见。以您的经验、观点来看待这些批评意见，当中有没有现在看起来是非常有道理的？甚至是正确的？ 　　贝聿铭：很多批评都有道理。可是你接受不接受要自己想。在苏州做建筑一定要协调，可是，协调并不意味着去仿古，我宁愿往新里走。这个题目很难做，可是一定要做，你不做根本没有贡献。 　　记者：苏州其实是您的老家，如果问您自己，在您的哲学里、在您的思考里，哪些方面，您觉得是西方的思维，哪些是东方的思维？ 　　贝聿铭：很难说，这两个都融合起来了。在技术方面是西方的，technology　architecture、history、social　science等等都是美国的；可是做人、待人接物是中国的。我希望是这样。